「它一點點侵蝕我的身體」：韓國超級便利隔夜送貨的人命代價

兒子離世前一星期，朴美淑（音譯，Park Mi-suk）曾經勸他辭職。

一年多以來，她27歲的兒子張德俊（音譯，Jang Deok-jun）一直在韓國最大網上零售商「酷澎」 （Coupang，쿠팡） 的物流倉工作夜班。他駕駛電動搬運車，在偌大的倉庫內來回運送一疊又一疊裝滿塑膠周轉箱和紙箱的貨板。

朴美淑表示，那段期間兒子瘦了15公斤，亦經常抱怨自己十分疲倦。

但張德俊拒絕辭職。

他把自己的工作比喻成玩蹺蹺板：如果自己離開，其他同事便要承受更大的工作壓力，難以支撐下去。

一星期後，朴美淑發現他失去知覺，伏倒在浴缸裡。

「我們把他拉出來，立即替他急救，再趕送他到醫院，最終被宣告死亡。」

張德俊死於心臟病發。負責勞工醫療保障的韓國國營保險機構「韓國勤勞福祉公團」（Comwel）在完成調查後，認定他的死因與過勞有關。

朴美淑希望當初自己能夠更早察覺兒子的疲憊。

「我沒有留意兒子說的話，所以失去了他。但我希望其他人不要重蹈我的覆轍。」

張德俊於2020年離世。六年過去，朴美淑仍然持續抗爭，希望終結她相信導致兒子死亡的原因——隔夜送貨。

張德俊離世時，正值新冠疫情期間送貨需求急劇上升，而這也經常被用來解釋他的沉重工作量。

然而，倉庫工人及送貨員的工作環境，近年已成為韓國全國備受關注的公共議題。工會指出懷疑因過勞而死亡的個案至今仍持續出現。

在高度數碼化、網絡發達的韓國，通宵送貨已變得無處不在。只要顧客在午夜前下單，貨品便保證可於翌日早上7時前送達。

這種便利背後依靠的是一支龐大的通宵工作隊伍，當中包括像張德俊一樣的倉庫工人，以及大量送貨司機。

多家公司競相提供快捷而廉價的送貨服務，其中規模最大的一間便是「酷澎」 。

這家公司由一名韓裔美國人創辦，自2015年推出生鮮食品隔夜配送服務後，便幾乎成為韓國網購的代名詞。如今，它已建立起無可匹敵的倉庫及送貨車網絡，整個集團僱用接近10萬名員工。

然而，這個行業正備受到外界審視。

2020年至2026年5月期間，韓國勤勞福祉公團裁定，包括張德俊在內共有46名倉庫工人及送貨員因中風或心臟病死亡，並將其列為工傷死亡個案。除了張德俊之外，目前並不清楚當中有多少人是在夜班工作期間出事。

韓國勤勞福祉公團沒有透露，當中有多少宗個案曾進一步調查過勞是否為死因之一。只有當死者家屬在提出工傷申請時要求才會展開相關調查。而且，並非所有個案最終都會提交至韓公團處理，因此相關數據並不完整。

過往公團的數據顯示，日班送貨員因過勞及工業意外死亡的比率高於夜班工作者。

但如今這項說法正受到質疑。有意見指出，夜間送貨正迅速擴張，目前仍缺乏足夠數據全面反映其影響。工會亦認為夜班工作對健康造成的長遠傷害更大。

根據聯合國旗下國際癌症研究機構的資料，夜班工作已被列為全球「可能致癌」的因素。

韓國天主教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 of Korea）職業醫學教授姜模烈（音譯，Kang Mo-yeol）表示：「除此之外，愈來愈多證據顯示，夜班工作亦會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及精神疾病的風險。」

與英國不同，韓國並沒有規定夜班工作的時數上限；在英國，夜間送貨司機於24小時內不得工作超過10小時。

韓國送貨員工會於2025年呼籲全面禁止夜間送貨，但代表「酷澎」送貨司機的工會則表示，幾乎所有會員都傾向繼續上夜班。

部分司機白天需要照顧子女、長者或患病家人；更重要的是，夜班薪酬更高。

「我不可能做一輩子，因為它一點點地侵蝕我的身體。」一名透過分判公司為「酷澎」送貨的司機金先生（化名）向BBC表示。他不願公開真實姓名。

不過，他補充自己每月約700萬韓圜（4,600美元）的收入——接近全國平均薪金的兩倍——令這份工作變得值得。

BBC記者在晚上10時見到他時，他已經完成第一輪送貨前的貨車裝載工作。

他駕車穿梭於首爾以西、仁川市狹窄的街道，表示自己每星期工作五至六天，每晚由晚上9時工作至翌日早上7時。

他的工作安排幾乎沒有休息時間。每當貨車停下，他便拿着包裹拔腿奔跑。

他表示，幾乎所有司機都是按送件數量計酬；如果未能在早上7時前完成所有派送，就有可能失去自己負責的「送貨區域」，被其他司機取代。

起初，懷孕中的妻子很擔心他會駕車時睡着。但他堅稱，自己如今已經習慣了，而且夜晚街道車流較少，反而更容易駕駛。

「我們選擇通宵送貨，就是為了賺錢。」金先生說。在他看來，那些認為夜間送貨應該停止、因為它損害他健康的人，其實忽略了這是他自己作出的選擇。

不過，張德俊的母親朴美淑認為，隨着快速送貨需求不斷增加，像金先生這樣的人正逐漸變得「看不見」，整個行業也因此被視為理所當然。

BBC記者在首爾松坡區辦公商業區的「酷澎」總部外訪問朴美淑。

她獨自站在公司大門前，向一批批外出吃午飯的員工呼喊，希望他們記住自己的兒子，以及其他與他有着相同遭遇的人。但幾乎沒有人停下腳步。

朴美淑表示，在像張德俊這樣的案件中，其中一個最大的困難是要追究僱主的責任。

她說，證明兒子死於過勞的責任落在自己身上。根據規定，「酷澎」有義務向韓國勤勞福祉公團提供包括閉路電視片段等紀錄，但卻沒有義務向她提供。

在持續數月向國會議員及政府部門爭取後，她終於取得張德俊的工作紀錄，以及相關閉路電視影像。

張德俊去世前數個月的工作時數，符合韓國法律對「過勞死亡」的認定門檻：即在死亡前12星期平均每星期工作60小時；或死亡前4星期平均每星期工作64小時，並因而出現心臟病發或腦中風。

根據韓國勤勞福祉公團的計算規則，張德俊的夜班工時會按高出30%的比重計算。

當朴美淑持續追查事件之際，當地傳媒刊登了「酷澎」前私隱總監聲稱與公司董事長金範錫（Bom Kim）的一段對話。

在流出的聊天紀錄中，金範錫要求該名高層從內部報告中刪除有關張德俊「工作很努力」的描述；多名員工都曾用這句話形容張德俊最後一班的工作。

「酷澎」則表示，這是對一名前高層「毫無根據」的指控，而該人因心懷不滿才作出有關說法。

但工會指控公司企圖掩蓋證據，並提出刑事訴訟。警方於2025年12月正式對「酷澎」展開調查。「酷澎」否認有關指控，表示公司已提交所有被要求提供的資料，並且全面配合韓國勤勞福祉公團的調查。

就在當時，另一宗備受關注的案件亦登上新聞頭條。

34歲的吳承龍（音譯，Oh Seung-yong）在一次送貨途中，駕駛貨車撞向路柱身亡。

韓國勤勞福祉公團裁定，這是一宗「職業死亡」（occupational death），即工作因素對其死亡具有影響。

吳承龍的姐姐向國會表示，弟弟的工作紀錄顯示他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超過11小時，而且大部分時間都是夜班。她又表示，父親去世數天後，吳承龍仍然先完成額外四小時送貨工作，之後才趕往醫院。

吳承龍受僱於一間與「酷澎」簽約合作的物流公司。

「酷澎」表示，公司規定旗下員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52小時，並讓分判司機每兩星期享有完整週末假期。

但工會指控，吳承龍所屬的僱主並沒有落實這項安排。

「酷澎」補充表示，公司會為直接僱員以及分判送貨司機全面支付健康檢查費用，並稱：「我們從未出現過任何一宗工業意外死亡事件，這是全球物流行業中最佳的安全紀錄。」

「酷澎」行政總裁哈羅德·羅傑斯（Harold Rogers）於2025年12月被傳召到國會，就張德俊及吳承龍兩宗死亡事件作出說明。

同時，他亦需要回應公司近期發生的資料外洩事件。該事件涉及3,750萬名用戶，是韓國歷來最大規模的資料外洩事故，「酷澎」因此被處以創紀錄的4.1億美元罰款。

在電視直播的國會聽證會上，朴美淑要求「酷澎」董事長金範錫為兒子的死亡負責。而吳承龍的姐姐則要求羅傑斯作出道歉。

羅傑斯表示自己「感到抱歉」，並向家屬致以「最深切的慰問」。但當吳承龍的姐姐進一步追問時，他沒有作出回應。

對「酷澎」的調查，也為韓國總統李在明帶來重要考驗。李在明左手因過去一次工廠事故留下殘疾，而減少職場傷亡一直是他的施政重點之一。

張德俊與吳承龍的故事，在韓國社會引起強烈共鳴。

在這個國家，長時間工作並不是罕見現象。韓國在已發展國家之中，職場死亡率一直處於較高水平；這項令人沉重的數字，政府多年來一直嘗試改善。

政府已將每星期最高工作時數限制為52小時，並通過法律規定若企業高層的疏忽導致職場死亡可能面臨監禁。

為了打破「酷澎」在市場上的壟斷地位，執政黨甚至提出放寬現有規管，讓更多零售商可以提供隔夜送貨服務。但這項法案激怒了工會、倡議人士，以及朴美淑。他們認為，問題並不只是「酷澎」一家公司。

「自從兒子死後，我一直在街頭抗爭。」朴美淑說。

由於多年來花費大量時間爭取賠償及尋求真相，她被迫關閉自己經營的傢俬製作生意。她已無法再負擔原本住所的生活開支，後來搬到大邱市一個租住的公寓。

她保留了張德俊所有遺物，包括他收藏的一批動作模型。那些物品如今放在新居的一個箱子裡。

她仍未準備好道別，也沒有打算放棄抗爭。

回想起張德俊曾經把工作比喻為坐在蹺蹺板上——自己一直壓住其中一端——朴美淑如今有了不一樣的理解。

她說，張德俊以及數以萬計像他一樣的工人，其實是在一端承受重量，而另一端則是消費者追求便利的生活。

「我希望我們不要變成一個為了一點便利，而選擇對他人的犧牲視而不見的社會。」

我們使用了人工智慧協助翻譯這篇文章，它的原文是英文。在發佈之前，BBC記者檢查了翻譯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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