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鼠、选票与科学：拆解台北“安鼠之乱”背后的治理危机

距离台北市长选举约半年，寻求连任的国民党籍市长蒋万安遇到难题——鼠患，台湾网民戏称是“安鼠之乱”。

危机起点是台北年初出现怀疑是老鼠传播的“汉他病毒”死亡个案，随后社交平台疯传各类鼠踪影片，引发舆论热议，最新民调显示约一半台北市民认为鼠患严重。

在恐慌情绪之下，当局强调会“全力灭鼠”，但事实上各方都未能掌握鼠患的实际规模——因为不同于其他国际大城市，台北市并没有科学监测鼠患的机制。

分析指，鼠患事件在网路传播下形成“后真相”现象，并演变为政治攻防，为年底地方选举增添变数。有公共卫生学者认为，台北的经验值得台湾各县市重新思考，如何建立科学机制解决城市治理问题。

鼠患风波如何爆发？

台北市鼠患问题进入公众视线，源于今年初一宗致命传染病个案。

台北市大安区一名70多岁老翁1月因感染汉他病毒死亡，是台湾近25年来首例死亡个案。环保局在其住宅附近捕获4只老鼠，其中2只病毒呈阳性反应。2月6日，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全市12个行政区全面启动大清消。

但鼠患议题并未降温，2月有民众发现捷运车厢内有老鼠，4月台北市立动物园也被目击有鼠踪。捷运公司表示老鼠可能是由旅客携带的背包或提袋中窜出；动物园解释，园区紧邻山区，难以完全隔绝鼠类。

近期社交媒体流传各类遇到老鼠的影片，有民众表示在中山区店舖的马桶内发现几只浸在水中的老鼠，有人质疑是否反映排水沟已经鼠满为患。部分言论把矛头指向市长蒋万安，戏称为“安鼠之乱”，甚至有恶搞蒋万安的影片。

台北市环保局长徐世勲在5月4日表示，“之前网路上可能拿出很多奇奇怪怪的相片，一直说是台北的案件......我们很不希望有这样的问题发生，一直来困扰，同时造成市民的恐慌。”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教授苏伟业对BBC中文说，在选举年市政治理问题会被传媒聚焦检视，“不是不存在这个（鼠患）议题，今年有选举，会不会被一定程度放大？”

科学监测缺位？

网络上民众对鼠患的恐慌，与官方收到通报数据有显著落差。

现时台北市主要依靠陈情系统“1999”，以电话和网路通报，反映各区鼠患数字，但系统依赖民众通报，而非精准在各地做鼠患监测。

根据台北环境局资料，1月民众通报老鼠37件，2月份暴增到258件，3月下降到90件，4月进一步回落至73件。

国民党台北市立委王鸿薇5月初在社交媒体表示，近月通报数据已回落，批评是民进党操作鼠患问题，使用旧老鼠照片或非台北的老鼠相片。蓝营批评有人用“南鼠北送”认知作战，即发布台湾南部的老鼠相片，当作是台北鼠患问题。

5月4日，台北市环保局局长徐世勲率队拜会环境部。会后徐世勲坦言，针对鼠患监测数据，目前中央到地方没有相关科学模型，现阶段只能多参考国外做法，搭配通报数作为参考依据。

换言之，到底鼠患问题是否严重，现时官方欠缺科学模型监测。

病媒防治专家、台湾大学昆虫学系名誉教授徐尔烈向BBC中文表示，台湾在2015年前设有“全国灭鼠周”，当时政府在年度灭鼠行动前会做老鼠密度检测，“像台北市每次都用300个老鼠笼，连续抓10天，看看抓多少只老鼠，再统计估算这个区域大概有几只老鼠。”当完成防治工作后，再做老鼠调查检视成效。

农业部在2015年起取消年度“灭鼠周”活动，因为活动大规模投药导致老鼠天敌因误食中毒鼠尸，产生“二次中毒”死亡。徐尔烈表示，现时没有老鼠调查，余下1999通报，或是市场管理处在特定地方调查鼠患。

台湾的中国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系教授许惠悰向BBC中文表示，台北依靠1999通报老鼠，是一种被动性质的监测，好处是成本低，但缺点是受限民众通报的意愿，“如果（经过）一段执行时间通报，老鼠数量没有减少，老百姓会对政府失去信心，就不想通报了。”

他指出，若欠缺民众积极通报，台北市政府便无法掌握实际老鼠密度。而世界上比较有效的做法是“主动式监测”，例如固定地点放诱饵或捕鼠笼，定期分析各区捕获率。

国际怎么做？

对照国际，世界各地多个大城市早已建立一套监测鼠患的科学模型。

香港临床微生物及感染科专科医生何栢良向BBC中文表示，香港自2000年起设立“全港鼠患指数调查”，长期追踪鼠患变化。

他解释，其中一个原因是香港当时的汉他病毒有上升趋势，从1995年一宗，到1999年已录得八宗，亦与1997年香港爆发禽流感的教训有关，“由那年开始，香港卫生署和政府整体就对这些传染病，特别有潜在爆发威胁的传染病加强监察和预防。”

香港政府的做法是在选定范围放置鼠饵，统计各区鼠饵被老鼠咬囓的百分比，制订鼠患参考指数。何栢良指出，这方法需要大量人手，近年香港制订新的鼠患指数，利用热能探测摄录机配合人工智能技术监察鼠踪，可降低成本及增加准确度。

何栢良分析，除了恒常鼠患指数监察制度，港府与香港大学合作，定期捕捉老鼠样本检测，尽量前瞻地找出老鼠的病毒变化，“如果你不做老鼠样本的病毒监测，只是抓老鼠、数数量或用红外线（监察），完全不会察觉有新病毒。”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也自2011年起，对全岛范围内的鼠洞进行监测，每两个月一次的监测周期，可分析老鼠洞增减。近年引入热能监察摄影机，找出老鼠聚集和藏匿的地方。

纽约则设立鼠患指数（Rat Index），透过对目标区域内的所有物业进行检查，辨识出社区中出现老鼠活动的迹象，再转化成指数地图，以评分标示鼠患的严重程度。

台湾公共卫生学者许惠悰分析，以往台湾一年有4至5宗汉他病毒，鼠患带来的传染病风险未使地方政府优先投入资源，建立主动调查鼠患机制，但这次因汉他病毒死亡个案叠加不同民众拍摄老鼠照片或影片，引起社会大众注意。

他指出，台湾各地方政府理论上有编列调查老鼠的经费，这次台北的鼠患事件，值得各县市政府思考订立调查鼠患的科学模型，“脚踏实地把编列的经费花在执行面上，相对你的城市爆发类似本次台北的案件，就比较不会出现问题。”

地方选举添变数？

台北鼠患逐渐从公共卫生问题，发酵为“选举议题”。随着今年11月底地方选举迫近，有意竞逐连任的国民党籍市长蒋万安备受考验。

他在5月4日召开记者会，没有正面承认台北市鼠患有加剧，但强调12个行政区再启动大清消，“不管老鼠多，还是老鼠少，我们都会全力灭鼠。”

盛传将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长的立委沈伯洋表示，可参考国际经验，引入抑制老鼠繁殖的贺尔蒙药剂。蒋万安回应，相关选项皆已纳入跨局处会议讨论。

新台湾国策智库在5月4日至5日进行电话随机抽样民调，访问1095位设籍在台北年满20岁的一般民众，有49.2%民众认为鼠患问题“非常严重”或“还算严重”，35.3%认为鼠患问题“不太严重”或“非常不严重”，余下15.5%民众没有明确意见。

而被问到年底地方选举，最希望谁来当台北市长，52.9%民众选择蒋万安、29.7%选择沈伯洋、17.4%无明确意见。

国立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教授刘嘉薇向BBC中文表示，鼠患问题燃烧多日，从以往环保局技术问题，发展成市政治理是否失能，正考验蒋万安的治理能力，例如能否厘清责任归属、跨局处整合应对、清晰解说令民众配合政策。

她指出，对台北市民而言，交通和生活品质都是选举关注议题，鼠患与生活品质有关，后续可观察反对阵营会否把鼠患问题，上升至是蒋万安治理和领导能力。

刘嘉薇评估，目前距离市长选举尚有一段时间，事件不至于冲击选情，“短期的新闻热点虽然持续，会影响到他的形象，也会有负面的声量。因为他过去累积的声望还不错，这一次虽然会对他有一些影响，但不至于到全面质疑他的程度。”

她分析，虽然官方提出鼠患通报数字减少，但网络上有很多老鼠照片或影片，令民众思考老鼠是否变多，在政治传播上成为“后真相”，“变成大家去相信自己所相信的，至于老鼠有没有变多，可能最后已经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鼠患）变成一个政治问题。”

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方隅向BBC中文表示，蒋万安“放权”的治理模式好坏参半，既可以说是分工，但当发生问题时反应迟缓，例如鼠患问题在今年初已出现，“当基层已经真的开始烧的时候，其实市长本人是很慢才发觉。”

他指出，台北市大部分是深蓝，目前鼠患不至影响选情，除非两、三个月后老鼠完全失控或是汉他病毒大爆发。现时国民党阵营将鼠患归咎是民进党的认知作战，是一种巩固支持者的策略，亦折射后真相年代习惯诉诸政治情感，令老鼠是否变多不再是重点。

“那能怎么做呢？可能需要事实查核，或是我们要求做一些科学调查等等，这大概还是必须要有公民团体或公民社会来做。”

公共行政学者苏伟业分析，蒋万安动员12区大清消，灭鼠措施与陈水扁约30年前担任台北市长类同。他指出，措施不会没有效果，但是否紧贴现代社会需求？而该措施亦要动用的大量公务员协助灭鼠，增加市政系统压力。

过去鼠患问题成为国际大城市选举攻防重点之一，例如2021年纽约市选举，因为当地鼠患加剧，民主党党内初选阶段，市长候选人Kathryn Garcia和Eric Adams都提出鼠患治理，Kathryn Garcia以其前清洁局长背景，主打鼠患和垃圾管理议题，但最终担任过纽约市警察局警官的Eric Adams凭治安与警政议题脱颖而出。

民间自制“见鼠地图”

回到台北鼠患本身，在官方科学统计缺乏的情况下，民间有人自制“见鼠地图”，让民众自行上报老鼠纪录。

网名“wildcat”的地图制作人向BBC中文表示，他本身担任一间网络公司的IT总监，成立地图是因为在路上多次看到鼠踪，加上社交媒体相关帖文非常多，令他觉得情况异常。

目前地图有5000人注册，系统收到1000笔通报，当中有300宗通报被拒绝，包括涉及重复、过旧或故意捣乱。他解释，会用AI进行图片审核，过滤无关的照片，然后找朋友做人工审核，亦会透过Google图片搜寻，核对是否有在网路上出现过的图片。

“标准大致上是从寛的，毕竟街鼠也不是多好看的动物，甚至还有尸体，愿意回报的大多都是很认真想处理这个问题的市民。”

他表示，相关数据是公开，有议员、立委索取资料，但目前没有收到市府相关单位联络，有民众在通报个案时，提到1999通报机制回覆慢，或是没法处理私人土地的鼠患问题，“我觉得（官方通报）数字下降可能是民众失望与觉得处理太慢吧。”

灭鼠方式惹议？

除了统计方式，灭鼠策略也引发争议。台北市近期加大投放灭鼠药，但引起环保团体关注。

根据台湾中央社报导，过往环保局每年约用1万公斤鼠药，今年由于民众关注及需求较高，已发送及投药约6000公斤。

台湾猛禽研究会指出，2021至2024年间检验了10种106只因各种原因死亡的猛禽肝脏或胃内容物，结果有61%检出灭鼠药残留。其中，台北与基隆地区的凤头苍鹰样本，检出率更高达92%。

研究会提醒，滥用老鼠药并不会让整体的老鼠族群变少，反而会造成更多，因为繁殖速度较低的掠食者透过食物链吃到老鼠药而死亡，掠食者变少则无法压制老鼠族群。

台北市环保局局长徐世勲表示，全市每年购买鼠饵在1万公斤，并没有特别增购。他强调，投放药饵的人员是专业受训，最近4个月有3宗有关宠物怀疑误食鼠饵个案，最终证实与鼠饵无关。

环保局发新闻稿澄清，特定人士称市府“乱投药”不是事实，局方消毒班都受过专业训练，投药点位落在仓库角落、杂物间堆叠区域、墙角缝隙、或鼠洞周边等老鼠出没或出入建筑物路径。

学者徐尔烈指出，以往“全国灭鼠周”，派老鼠药予民众投放，结果因为随处放置，导致较大副作用，现时公务人员只要按规范用药可减少影响，例如大安森林公园有猛禽出没，用药要更谨慎，“要用（投饵）盒子装起来，老鼠可以进出，别的动物进不去；要有告示，有老鼠出没，带宠物就不要到这边。”

学者许惠悰表示，老鼠数目增加离不开食物和居所，台北市要做好垃圾和厨余管理，老旧下水道系统成为老鼠繁殖的温床。气候变迁亦有影响，全球暖化和都市的热岛效应会加速老鼠繁殖。

多位台湾、香港的专家均指出，治理鼠患“防”比“灭”更重要，一个大城市无可避免存在老鼠，关键是减少老鼠在工作地点、市场或餐饮场所出没，避免老鼠接触人类或食物，降低传播传染病的风险。

香港传染病专家何栢良总结：“重点是防止鼠患，而不是以每年灭杀多少只老鼠为目标。”

台北市2025年预算书显示，环保局共购置660个鼠笼用于“家鼠密度测定”，亦购买240个密度测定用诱饵、标签及麻袋等，共涉及金额51420台币（1.1万人民币；1640美元）。另外预留400万台币（86.9万人民币；12.7万美元）用于“委外办理病媒防治深化计划”。

BBC中文向台北环境局查询，至截稿前未获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