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增长超预期，消费冷感挥之不去，中国经济“温差”何来？

中文社交媒体上，最近流行一种新的表达方式：经济上行期的美。

这个词语用来形容2000年代、2010年代的中国氛围，往往在短视频中出现——风格松弛，歌曲欢快，街道喧嚣，以及一种浑然天成的朝气，网友常在下方评论“透着经济上行期的美”。

这个词的言外之意，反衬着大众对当下的判断：“经济下行期”。短视频也经常用“在现在这种经济大环境下……”作为一段话的前缀。这种经济冷感，已经成了当下中国的普遍社会底色。

但如果仅看中国的经济数据，则是另一番令人振奋的景象。近日公布的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GDP增长了5%，是中国连续五个季度以来的最高增速——上一季度的增速是4.5%，此前多个季度也都在5%以下徘徊。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将这一结果定性为“国民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

这一增速不仅高于市场此前4.8%的普遍预期，也稳稳落在中国政府设定的“4.5%至5%”全年目标区间的上限。对于实现2026年全年增长目标而言，这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开头，为接下来的三个季度留足了缓冲空间。

然而，发布会上有一个数字，让外界有些意外。毛盛勇表示，在这5%的增速中，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4.7%，同比提高了近30个百分点。

这一表述随即引发不小的讨论。从疫情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困于一个公认的结构性困境：供给强于需求，外需好于内需，出口一直被视为拉动增长的最重要引擎。如今内需贡献率骤然跃至近85%，这个结论，与近年来经济学家的分析、外界的普遍评价，乃至普通人的体感，都不太相符。

何来“温差”？

要理解这组数字，首先需要厘清一个概念上的偏差。中国统计局官员口中的“内需”，在支出法GDP的核算框架下，由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构成：消费和投资。这两者的增速和背后的驱动逻辑，在一季度出现了显著分化，必须分开来看。

先看投资。2025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3.8%，是有记录以来罕见的年度负增长。而2026年一季度，这一数字转正至+1.7%，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方向性逆转。

但把这个“转正”拆开，内部的分化相当鲜明：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8.9%，增速比2025年全年提升了约8个百分点；国有控股投资增长7.1%；设备器具购置增长13.9%，受益于“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的持续推进。与此同时，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滑11.2%，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跌2.2%，降幅虽较2025年全年的-6.4%大幅收窄，但仍为负值。

这组数字说明，投资能够由负转正，绝大部分的贡献来自政府主导的基建和公共投资，而非市场自发力量的回暖。

再看消费。最能代表大众日常消费温度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一季度实际增速只有2.6%——这个数字，可能才是最贴近普通老百姓对经济“冷感”的那一个数字。

叠加来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4.0%，低于GDP整体的5%；收入增长了4%，但消费只增长了2.6%。也就是说，居民手里的钱虽然在增长，但花出去的部分增长得更慢，差额流进了储蓄帐户。预防性储蓄意愿依然居高不下，这一特点并没有改变。

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经济学家陈嘉雯（Sarah Tan）对此直言不讳：“中国一季度5%的同比增速提供了一个令人宽慰的标题数字，但细究之下，这仍是一个难以找到均衡立足点的经济体。”她指出，随GDP同步发布的各项经济活动指标显示，工业生产、零售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均在整个一季度持续放缓，内需依然是最薄弱的环节。

麦格理（Macquarie）在发给BBC中文的经济策略报告中也指出，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走势揭示中国需求疲软。过去三个月，CPI仅从12月的+0.8%小幅升至3月的1.0%，主要驱动力正是燃料价格上涨，中国政府于3月24日将国内燃油价格上限上调创纪录的每吨1160元人民币（约+13%），同时目前猪肉价格的下行周期尚未见底，3月猪肉价格同比下跌12%。服务业价格通胀也在国内需求低迷的拖累下依然疲软，同比仅上涨0.8%。

那为什么“消费”这一项，还能在GDP贡献率的框架里撑起相当大的比重？

答案在于，在已公布的数据中，有一个关键项目是缺席的：政府消费支出。这部分支出既不包含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中，也未在一季度数据发布时被单独公布。

然而，它在支出法GDP核算中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块，而且按逻辑推算，在2026年应有相当幅度的增长。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4%的历史最高赤字率水平，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首次突破30万亿元，1.3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持续支持重大项目建设；与此同时，一季度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量同比增长9.3%，财政资金正在加速释放。

总体来看，虽然内需在大幅贡献着一季度的经济增速，但如果拆分来看，推高这一贡献率的，并不是普通居民在日常消费和电商平台上花的钱，而是政府通过财政渠道驱动的投资和消费。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历来重视“开门红”，大量政府性投资和政府性支出在第一季度密集落地，在数据上共同制造出了内需贡献率大幅跃升的景象。

“羸弱之马”

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合夥人、中国市场研究总监洛根·赖特（Logan Wright）有一个更尖锐的判断：“相较于外交立场的短期调整或领导人访问，中国国内需求的持续疲软，才是推动贸易紧张局势的更深层、更根本的驱动因素。”换言之，消费这匹跑不快的马，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地缘政治问题。

促进居民消费，早已是持续多年的政策主张。长期来看，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对中国抵御外部环境波动、实现经济结构再平衡都至关重要。但消费这匹马车，始终跑不快，背后有若干层原因。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亚历山大·布朗（Alexander Brown）表示，中国今年经济表现面临的一大主要风险在于：中东冲突可能压抑全球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海外消费者因燃料及日常必需品价格上涨而趋于谨慎消费。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中国国内消费疲软、投资低迷，也可能对经济增长形成明显拖累。

麦格理预计，中国政策制定者将暂时采取观望姿态。他们将重点关注出口动向——出口近年来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由于外部需求取决于美国经济状况和持续推进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国的刺激政策实际上是由华盛顿决定的，而中国消费则是终极的“反人工智能交易”。

换言之，中国经济目前处于“等待”状态，北京不是不想刺激经济，而是在等华盛顿的信号。因为美国的政策——包括降息、关税、伊朗战事等——决定着中国的外部需求，进而牵动着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消费走向。一旦外部需求出现降温，北京则会拿出比当前更强的刺激政策。另一方面，当前的AI投资热潮代表着芯片、算力领域的大量资本涌入。若这一热潮出现泡沫破裂，中国也将有充分理由转而刺激国内消费——因为居民的衣食住行，正是与AI完全不相关、却可以主动掌握的领域。

消费疲软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首先是房产财富的“负效应”。中国家庭资产的60%至70%集中在房地产，这一比例显著高于西方社会。楼市泡沫破灭后，中国房价持续下跌，直接造成家庭纸面财富缩水，由此产生的“负财富效应”会系统性地压制消费意愿。

为应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去年实施了规模浩大的“国补计划”，通过国家财政直接补贴消费。这一政策在短期内刺激了部分需求，但效果往往短暂，且会透支未来需求。最典型的例子是汽车。上一轮“以旧换新”补贴的边际效应消退后，2026年一季度中国汽车国内销量同比下降20.3%，是近年来最惨淡的季度表现之一。

更值得深思的是一个反效应的案例。2025年，外卖平台掀起大规模补贴大战，各家平台投入2元以上补贴，才能换来1元的营收增长。补贴压低了价格，但并没有扩大外卖的总消费需求——人们对外卖的购买量并没有因为更便宜而实质性增加。更糟糕的是，补贴大战将利润压力传导至全行业，近七成餐饮商户营业额出现下降，近80%净利润下滑，大量实体餐饮的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这场商业厮杀里，平台、商户，甚至消费者都没有真正受益，反而制造了行业性的集体内耗。

更深层来看，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痼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指出，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长期维持在40%左右，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约54%的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60%至70%的水平。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蔡昉对中国媒体表示，在制造业和平台经济快速扩张的阶段，大量资本回报被用于再投资或储蓄，而没有转化为工资或居民收入；中国经济当前的一个关键任务，正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国际经验表明，当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占比提高时，消费往往会随之增长，不必过度依赖短期刺激政策。经济蛋糕越做越大，但切给居民的那一块，比例始终偏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低于GDP增速，是这一结构性失衡最直接的年度注脚。

也正是老百姓对经济的“冷感”迟迟无法消散的根本所在——而这，恐怕不是任何一份漂亮的季度数据能够轻易抚平的。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员李其（Lizzi C. Lee）用一句话精准概括了当下的处境：“正在企稳，但尚不稳健。”外部脆弱性与内部需求疲软，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双重压力——而后者，尽管北京多年来不断强调再平衡，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